左晖离世折射的仇富裂痕和弥合之道

一些事实证明，大众舆论在分化，阶层对立意识在抬头，社会共识在分裂。

如果把中国社会比作一个容器，容器上面的裂痕一直都存在，这是常态。

但是最近，这种裂痕在加深，这是非常态。

以上结论基于以下事实，但不限于此，因为我没有能力陈述所有事例：

马云从新经济英雄跌下神坛，成为千夫所指。

阿里巴巴、美团、腾讯、京东等平台从创造力的代名词，成为吸血鬼。

腾讯公关总监张军一条微博，内容是“当我们忙着做各种致敬青年的策划时，青年们正在睡觉”，引发大众舆论强烈炮轰，当然，也有替他辩解的，但是绝大多数人在炮轰。

张一鸣清空了自己的微博。

王兴清空了自己的微博。

链家、贝壳和自如创始人左晖

一直到5月20号，贝壳创始人兼董事长因病离世，一边是密集的缅怀和纪念，因其对房地产交易行业做出的推动和提升，一边是舆论一边倒的讽刺、挖苦甚至诅咒。

这种撕裂感，因为房地产这样一个错综复杂又影响巨大的背景，被放大了无数倍。

中国人常说，死者为大。

一定是阶层对立意识、利益冲突、观念矛盾到了非常大，才会让人们不顾公序良俗，对死者口诛笔伐。

1

在此之前，我写过一篇《如何看待左晖或许决定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其实核心是想提醒大家尊重、重视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因为这是非常宝贵、稀缺的品质。

收到的评论是两极分化的，且负面居多。

我的公众号注册比较晚，没有评论功能，有些人看了文章为了骂我，特意关注，然后私信辱骂我，然后取关。

也有不少人特意打赏并留言支持我。

而在雪球，这篇文章受到了广泛的攻击和谩骂。

热门评论里，根据点赞量排名前五的，都是讽刺的声音。

要搁在以往，我会觉得，我不可能满足所有人，这些人的攻击毫无逻辑，不值得反驳。

但是，这一连串的类似事件，密集出现，让我反思：裂痕缘何扩大，有何深刻影响，又该如何弥合？

我不是专业的经济学、社会学人士，仅提供个人视角，如果不对，欢迎指正。

2

我想我们还有一个主流共识：左晖们至少是提升了行业效率和服务标准的。

争议主要出现在：左晖、马云、王兴、刘强东们是否攫取了与他们的付出不相称的收益，以及更重要的，他们是否更好的利用了自己的所得，使得社会变得更美好？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中国历史以来确实是一个轻视商人的国度，士农工商排序可见一斑。商人背负的道德压力是古已有之的。

改革开放四十年，因为法律配套滞后，大众见过太多利用社会、法规漏洞暴富的现象，也见过太多为富不仁的现象。富人这个群体的形象不够高。

新经济发展速度太快，迅速聚拢财富，资本在培育后自带的变现压力，使得这些商业机器高速满负荷运转，进一步激化了雇主和雇员之间的矛盾。

在高房价、高医疗、教育等成本面前，年轻一代的阶层跃迁动能不足。国家整体实力提升和个人角色无力的巨大落差，会让大众产生更深刻的焦虑感和不满。

以上几种历史和现实的合力，很容易就会变成今天的局面：企业高速运转，年轻人被迫内卷但是内心愤怒不安，劳资关系紧张，阶层对立意识抬头，企业家面临更加不利的舆论环境。

如果继续任由这种对立持续，社会的裂痕会进一步加深。

效率越进步，社会越发达，个人越无力，矛盾越激烈，一种新共识可能越容易滋生：没收最富有的人们的部分财产，剥夺最有财力和发展潜能的企业扩张甚至运营的权利，把他们拿来均摊到社会，大家不就更平均一点，也更富裕一点了吗？

这是一个巨大的陷阱。

古人云，民不患寡而患不均。

但是，均贫富绝不应该是做多做少一个样，不应该是做好做坏一个样，均贫富本质上应该是机会均等，在此基础上能者多劳，多劳多得，创造者做大市场，创造就业机会，大家有事做有钱赚有饭吃，社会效率提升，所有人收入慢慢的普遍增长。

在这个过程中，创造者，做大蛋糕的人，作为对他辛苦劳动和创造性的奖励，拿走巨额收入是应得的，只要不违法。只有这样，有才能的人的潜力才能被激发。

以上描述的，只是财富一次分配的过程，目前我们正是这么做的，也是对的，四十年的沧桑巨变说明了它的正确性。应该坚定不移的继续走下去。

如果把均贫富理解为瓜分富人的财产，那无异于新时代的“打土豪，斗地主”，历史一再证明过，这是下下策。

3

社会财富还有二次分配。

主要是税收，企业缴税，个人缴税，消费过程本身也在缴税。

通过税收，财富进行二次集中和分配，进入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等国计民生方面。

根据税率和企业的运行情况来看，目前中国企业的税负，在全球是不低的。

2017年末，世界银行联合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发布的《缴税2017》（Paying Taxes 2017）的专题报告中，对全球190余个经济体的企业税收负担进行了分析。在全球企业总税率（Total Tax Rate）的排行榜中，中国以68%的税收负担排在第12位。

在世界银行的定义中，总税率是用企业减免掉法律允许部分之后必须缴纳的税额占商业利润的比例，包括利润税或企业所得税、雇主缴纳的社会派款和劳务税（包括所有强制性派款，甚至包括交付给返还型养老金之类的私营实体的派款）、财产税、周转税和其它税（如市政设施费以及车辆税）等五类。

不过，不同于欧美国家主要税收依赖个人税，中国税收主要依赖企业税。

比如财富阶梯税率，投资资本利得税，遗产税，房产税等等富人专享的税负，在中国是没有或者忽略不计的。

这些税负可以让财富从富人那儿有限地回流到穷人身上，以医疗、教育、基础设施共享等方式。

这就使得中国富人群体相对于外国富人更容易招致“仇富”。

另外，财富二次分配还包括慈善，而好的慈善机制还需要相关的税收减免配套措施，以及更透明和高效的慈善运作机制，要不然，富人们也缺乏做慈善的动力。

4

是不是简单地，相应地增加一些富人税，就可以弥合社会裂痕了呢？

当然不是。

富人也不是傻子，如果只是简单地增加富人税负，他们完全可以尽快转移财富，减少投资，降低再生产。

后果就是社会失去活力，民生维艰。

首先要做的，是加快官员（公务员）资产申报制度建设，建立公开、透明的公务人员财产申报制度。

只有这样，才能让有钱人相信，增加的税制会切实进入社会建设中，而不是腐败者的腰包。

其次，适当调整税制改革，给企业减负，只有企业负担轻了，才有可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同时，增加富裕阶层的税种，比如遗产税，资产税等。

在此基础上，应该大力宣扬私产神圣不可侵犯性，提升富人的安全感。

一个社会如果不能保护富人的合法权益，更不可能保护好穷人的。

另外，就是尽快改革富人慈善抵税相关政策，提升慈善机构透明度和效率。

当执行财富二次分配的人——公务员们的财务是透明的，富人的缴税意愿增强，同时又有慈善抵税制度和透明高效的慈善运作机制。财富就能更好地进行流转。

这是对富人财富合法性的保护，也是对穷人未来负担的减轻。

在这样一个预期下，富人更有安全感，穷人更有幸福感，阶层对立意识也会相对减轻。

否则，单纯地给企业、企业家施加道德或者经济压力是不可持续的。

单纯地批评大众“红眼病”，也是毫无意义的。

最后，请允许我用一个朋友李启兵先生的话做个总结：每次财富排行榜的发布都会引发眼红和嫉妒，这个心态是客观存在的。企业家和企业通过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创新产品和服务，参与解决就业，解决社会问题，利润和财富是社会对他们的反馈，这是一种奖励机制，舆论和媒体应该更多的关注财富背后所创造的价值。当然，财富不均加剧会引发一些问题，美国的K型复苏就是一个例子，对此，递增的所得税，遗产税和财富保有量为基础的税都应该考虑，作为财富二次分配的方式，提倡鼓励公益行动。珍惜这批艰难创业的企业家，他们不是完人，绝对不完美，却实在是非常稀缺的社会财富。

这是他在我上篇文章《如何看待左晖或许决定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的评论，我觉得说得非常好，也是我写今天这篇的灵感来源。

本文转载至微信公众号“走马财经 ”，贝壳投研经授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