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忽视的“连接技术”:ADC竞争的最后一公里

贝壳号 | 发布于2021-11-24

编辑按:本文转载至微信公众号“氨基财经”,飞鲸投研经授发布 。

从2001年第一款ADC药物问世至今,ADC药物经过二十余年的技术升级,终于完成了抗体、连接子、毒素三大部件的升级换代。可以说,万事俱备,只差东风。

这东风,就是最后的偶联方式。

三大部件的重要性不再赘述,当部件都凑齐后,如何组合在一起,也大有讲究。

在第一、二代ADC中,多采用随机偶联的方法将各部件拼装起来,这样的缺点很明显,会导致“生物导弹”ADC所连接的毒素“弹头”数量不均,也就是药物抗体比(DAR)不稳定。

有的导弹携带8个弹头,有的子弹不带弹头,最终会导致导弹整体的杀伤能力极不稳定,也将ADC的治疗窗限制在很窄的范围内。

这也是初代ADC的通病。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过去十年中,人们开发了多个新的偶联方式,目的都是控制“弹头”的位置、数量,同时保持ADC结构完整性和同质性。到了第三代ADC这里,终于解锁新技术定点偶联。

所谓定点偶联,顾名思义,就是让毒素“弹头”连接到指定位置,这样就解决了之前“弹头”随机、DAR不稳定的问题,最终产生性质均一的ADC。

东风起,ADC未来已来。第三代ADC正越来越多地进入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谁将脱颖而出?让我们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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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靠谱”的随机偶联

ADC,英文全称为antibody drug conjugates(抗体药物偶联物),从名称也可见偶联方式的重要性。

凑齐毒素、连接子、抗体三大件装备后,ADC药物制备就到了最后环节,偶联组装。

三大件难找不假,最后的组装环节也同样不简单。整个过程的难点在于,如何保证组装后的ADC能有一个稳定的DAR。

所谓DAR,即一个抗体所携带药物的数量。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导弹所携带的弹药数量。

对ADC来说,如果安装在导弹上面的子弹太少,武器不够,很难有效杀伤敌人;但如果携带子弹过多,又会很容易被人体的免疫系统发现,还没达到战场,先被自己人当作异物清理掉。研究普遍认为,DAR在2-4之间是ADC药物的最优选。

而影响DAR的因素,除了氨基君此前文章中提到的连接子外,另一关键因素,就是偶联方式。只有选择合适的偶联技术,才能让ADC的毒素均一、稳定地连接在抗体上。

在最初使用的随机偶联方式中,想要达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

最初,随机偶联方式主要是赖氨酸残基偶联和半胱氨酸残基偶联两种。其中赖氨酸残基偶联是最早的ADC偶联方式,其弊端就是产生的ADC均一性较差,DAR值不稳定。

这也不难理解。一个抗体上包含着约80~90个赖氨酸,其中可供毒素连接的赖氨酸残基有40个,分布于抗体轻链和重链的不同位置。通过赖氨酸残基偶联,每个抗体上又可以挂0~8个小分子毒素。

这就会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每一批次的ADC产品异质性较大,药物抗体比分布不均,进而使ADC的药物动力、药物代谢受到影响。

就好比一批生物导弹,有的不放子弹,有的放两个子弹,那么杀敌的能力自然不稳定。在已上市的产品中T-DM1、Mylotrg、Besponsa使用的都是这种偶联方式。

到了第二代ADC,偶联方式改进为半胱氨酸残基偶联。

抗体表面不存在可以用于偶联反应的半胱氨酸残基,其均以二硫键的形式存在。以常用的抗体IgG1为例,它有链间二硫键和链内二硫键两种,其中负责连接轻链和重链的链间二硫键有4条,负责连接两条重链的铰链区的链内二硫键有12条。

而在半胱氨酸残基偶联中发挥作用的便是链间二硫键。链间二硫键处在抗体外侧高度暴露,很容易被还原露出半胱氨酸残基,毒素借此与之相连。由于二硫键的位置是固定的,因此偶联位置也相对可控。

这种方式得到的ADC载药量取决于二硫键的还原程度。当4条链间二硫键均被完全还原时,会有8个半胱氨酸残基,也就能携带8个毒素;当它被部分还原时,则可能生成DAR为2、4、6、8的产物。

不容忽视的“连接技术”:ADC竞争的最后一公里

尽管半胱氨酸残基偶联会产生不同的ADC,但相对于赖氨酸残基偶联来说,其产物的均一性已经高了不少。这也是目前使用最多的偶联方式,Enhurt、Trodelvy、Adecetris等产品均使用该方法。

不过,研究人员对更强的ADC追求无止境,自然要继续想办法改进偶联方式。谁让随机偶联还是不够靠谱,难以得到更为均一的ADC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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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随机到定点偶联

要说随机偶联的缺点,主要有两点。其一,随机偶联主要依赖天然氨基酸,而这类氨基酸与毒素的偶联并不牢固,容易发生断裂导致脱靶效应。这使得第二代ADC均有着令人诟病的不良反应。

其二,由于无法将毒素连接在固定位置,很难实现稳定的DAR。为解决这些问题,研究人员开发出了定点偶联技术。

目前,主要的定点偶联技术有三种:

第一种,反应性半胱氨酸,也叫做Thiomab技术。

这一技术最早由基因泰克开发的。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基因工程在抗体的特定点插入半胱氨酸残基,然后将半胱氨酸上的羟基和毒素偶联,形成位点专一的抗体偶联药物。

不容忽视的“连接技术”:ADC竞争的最后一公里

经过这一方法偶联而成的ADC药物抗体比均一,有92.1%的产物DAR均为2。

第二种,非天然氨基酸技术。

这一技术,就是在生物体内任意目标蛋白的特定位点引入非天然氨基酸。而这些非天然氨基酸上的残基可以与连接子结合,形成位点专一的ADC。

要做到这一点,大致需要三步。

首先,通过药物化学方法在体外合成符合成药需求的非天然氨基酸;

其次,非天然氨基酸在tRNA(转运RNA)合成酶的作用下,与特殊的tRNA紧密连接,运送到合成蛋白质的核糖体;

最后,在核糖体中,tRNA会识别指定位置的特殊密码子,精准地将非天然氨基酸插入到多肽链的特殊部位上。

Ambrx公司的ARX788就是利用非天然氨基酸开发的抗体偶联药物。

第三种,酶催化技术。

没错,酶催化的反应,也可以用在蛋白质的修饰中。

通过在抗体序列中插入可以被一些专门酶识别的特定氨基酸标志物,使得毒素可以与抗体有选择性的进行连接。

例如,利用分选酶进行定点偶联。分选酶可以特异性识别出LPXTG序列,并打开苏氨酸和甘氨酸之间的肽键,插入重复的甘氨酸序列。

这样一来,就可以在抗体的重链和轻链的末端插入LPETG序列,与带有甘氨酸链的MMAE毒素偶联,从而实现抗体药物定点偶联。

不容忽视的“连接技术”:ADC竞争的最后一公里

除了分选酶外,可用于定点偶联技术的酶还有很多,如甲酰甘氨酸生成酶 (FGE)、微生物转谷氨酰胺酶 (MTG)、酪氨酸酶等,都能与毒素进行位点特异性结合。

当然,除了上述三种偶联技术外,还有不少的定点偶联方式处于研发路上,如硒代半胱氨酸、丝氨酸代半胱氨酸等。

随着ADC偶联方式的进步,ADC药物抗体比不均的问题也被逐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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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玩家迎来越迁新机会

从最初的Mylotarg,到进阶后的T-DM1,再到最后的大杀器DS-8201。十年磨一剑,ADC经过两个十年的打磨,终于步入黄金时代。

2019年至2020年,两年时间,共有6款ADC药物获FDA批准上市。较早上市的Adcetris和Kadcyla,2019年的销售额分别达10.81亿美元和15.72亿美元,妥妥的“重磅炸弹”产品。

国内走的则是fast follow路线,也已经涌现出了一大批ADC玩家。

例如,浙江医药、安博生物共同研发的ARX788通过引入非天然氨基酸,定点偶联将DAR保持在2,临床期疗效超过T-DM1的40%。

乐普生物的MRG002,使用从Synaffix引进的酶重塑定点偶联技术,研发新一代ADC药物。

科伦药业的A166,采用赖氨酸定点定量偶联技术,稳定性安全性良好,临床剂量已爬坡至6mg/kg。

进度最快的荣昌生物,已有一款ADC获批,并以26亿美元的价格将RC48授权给西雅图基因。

显然,面对一个充满巨大前景的药物,没有哪家药企愿意错过。而对国内玩家来说,ADC绝对要算一个跃迁为Big-Pharma的新机会。

因为ADC的潜力不限于某一靶点。这一点可以参考第一三共。

第一三共管线目前共包括7款ADC,涉及到HER2、Trop2、HER3、B7-H3、GPR20、CDH6、MUC17等7个靶点,适应症则布局于非小细胞肺癌、实体瘤、结直肠癌、肾细胞癌、卵巢癌等多个癌种。

实际上,掌握ADC技术平台的想象力,不止于此。

掌握ADC技术平台后,可以通过对ADC关键部件中的任一部分进行更换,未来其适应症将不限于癌症,还可以拓展到抗体+抗生素、抗体+TLR激动剂等模式。这也是ADC平台最具魅力的地方。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靶点扎堆的问题在ADC这里仍然突出,目前大家扎堆在HER2。据平安证券数据,截至7月,共有26款在研及上市的HER2靶点ADC。

而在这一个靶点上,前有T-DM1,后有大杀器DS-8201。对于后来者,如果做不到me better,其最终的商业价值也不大。

如今的ADC市场和曾经的PD-1,何其相似?这也时刻提醒我们,想要从一众ADC中脱颖而出,跟风跑不现实。通过在靶点、抗体、毒素、偶联方式等多方面差异化布局,才有可能真正抓住跃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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