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的钱袋子”：江苏制造业，玩得有点狠！

今天，我们来聊聊江苏省。

作为“江浙沪”包邮区的头牌交椅，江苏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的地位极其重要。

根据2020年的统计数据，江苏省的GDP位居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域的第二名，仅次于广东省。然而，江苏省的人口只有8400多万，第一名的广东则高达1.26亿。以较少的人口，取得较高的经济水平——因此，不得不说，江苏在经济发展上一定有她的独特之处。

而在网络上，人们对江苏的印象则是“散装”和“内斗”：苏南和苏北互相看不惯，几乎是中文互联网上最出名的省内“宿敌”。我甚至亲眼体会过这种感受——局长的一位南京朋友，在提到盐城和宿迁的时候，脸上便突然出现了一种微妙的表情。而另一位扬州的朋友对徐州的看法也颇为意味深长。

实际上，不仅仅是苏南苏北，江苏各地市和省会南京的关联，也远远没有其他省份那样严密——南京在江苏的地位，远远不如武汉在湖北，郑州在河南，西安在陕西的那种强势。

甚至在去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当别人都在以省份的名义派出医疗队的时候，江苏省则是以城市为名义派出各自的医疗队。除此之外，东北人都会自称东北人，河南人也都自称河南人，新疆人也都自称新疆人——

唯有江苏，在描述自己的时候，甚至会精确到县。

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江苏又有了一个新的“昵称”——“苏联”。

不过，“散装”江苏也就是嘴上说说，真要是以为江苏“一盘散沙”可就大错特错了。全国第二的GDP，可不是浪得虚名。

谁能代表江苏？

根据2020年的统计数据，第二名的江苏省GDP总额约为102719亿元人民币，第一名的广东省则约为110761亿人民币。第三名的山东、第四名的浙江、第五名的河南都没有突破10万亿的大关。

如果把江苏的经济数据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江苏的GDP略微低于韩国而高于澳大利亚，远超土耳其、荷兰和瑞士。

不过，总量的分析其实意义不大。如果我们想要探寻江苏经济背后的玄机，还是要看到更加微观的层面。

首先，我们根据各地市的GDP多少来划分出如下几类：

两万亿级（大于两万亿）

万亿级（大于一万亿而小于两万亿）

五千亿级（大于五千亿而小于一万亿）

两千亿级（大于两千亿而小于五千亿）

千亿级（大于一千亿而小于两千亿）

百亿级（低于一千亿）

将广东和江苏两个省总计34个城市按照以上五类来进行分类，我们会发现：

江苏省的13座城市：

其中，两万亿级城市有1个（苏州），万亿级城市有3个（南通、南京、无锡），五千亿级城市5个，两千亿级4个，没有千亿级和百亿级的城市。

广东省的21座城市：

两万亿级城市有2个（广州、深圳），万亿级城市有1个（佛山），五千亿级城市2个，其余16城都是两千亿和千亿级别。

显然，“江苏十三太保”的主力由“五千亿级”和“两千亿级”城市构成，而广东的主力则是由多达16座“两千亿级”和“千亿级”城市构成。

“江苏十三太保”里，除去苏州、南京、无锡、南通四个万亿级的“老大哥”，剩下“九太保”的GDP均值为5247亿元。

我认为，这才是江苏经济实力最为直观的体现。这

些江苏的地级市，倘若平移到其他的省份，基本上都可以当作仅次于省会乃至超越省会的存在。

泰州的经济和宜昌相当，

盐城的经济和厦门相当，

常州、徐州、扬州的经济规模，

远超石家庄和太原。

尽管两万亿的苏州和万亿的南京、无锡、南通很厉害，

但实际上，那些“五千亿”级和“两千亿”级的小伙伴，才更能代表江苏。

那么问题就来了：凭什么江苏的城市，个个都这么能打呢？

在我看来，就两件事：

第一，先天有一个好出口。

第二，后天做好了制造业。

“好出口”，自然指的是上海——上海之于江苏，就好比深圳之于广东。依托上海的港口地位，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外向型的经济给江苏带来了无数的机会。

但更重要的其实是第二点，江苏做好了制造业。

江苏制造业有多强？

毋庸置疑，江苏的制造业很强，但具体来说，江苏的“强”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总量强

第二，质量强

第三，个体强

总量强

强到什么程度？——我们常说“世界制造看中国”，但如果要仔细看“中国制造”就需要“走进江苏”——从2013年到现在，江苏省连续8年保持制造业规模全国第一，远超后面的广东、山东、浙江等省份。

平均来看，单独一个江苏的制造业就占了占全中国13%的制造业产值。

2020年，江苏省第二产业产值为44226亿元——这还仅仅只是“第二产业”，就已经略高于福建、湖北全省的GDP，

比大西北的西藏、新疆、甘肃、青海、宁夏五个省的GDP加起来都要多。

如今，江苏全省一共有大大小小超过54万家工业企业，形成了中国规模最大的工业集群，是中国34个省级行政区里无可争辩的“制造业霸王”。

质量强

除了规模庞大，江苏制造业发展的质量也很高，制造业的整体收入和利润也都位居全国第一。

整体收入高，说明江苏制造业非常繁荣，企业能够接到大量的订单。而利润高则说明，江苏制造业企业的技术水平不俗，附加的价值很高。（技术简单的原材料加工行业利润率最低，技术复杂的高科技产业利润率普遍偏高。）

如果把每个行业都比做一个体育项目，把每个省都比做是一个运动员。那么江苏这个“运动员”将能够精通其中20个项目——精通到参加全国运动会，她能100%保证拿到每个项目的前四名。

江苏的人口只占全国的6%，耕地只有全国的3.4%，但对国家财政的贡献率却常年维持在10%左右——

绝对称得上是共和国的“钱袋子”。

个体强

由于资本、人员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世界各地都会形成以某地为中心的集群。在美国，人们都集中在东海岸的纽约或者西海岸的加州；在日本，人们都集中在东京和大阪；在中国，北上广深是当之无愧的“经济中心”。

不过，“经济中心”虽然代表着繁荣，但同时也有强大的“虹吸效应”

——中心城市吸走了周边的人才、资本和机会。并且，越是靠近中心的城市，流失的就越多，最后的结局就是：中心城市越来越强，周围的城市却越来越弱。

前几年网上戏称的“环北京贫困圈”就是这种现象的极端体现。中国绝大多数省份，也都或多或少存在着省会城市和地级市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因此，“虹吸效应”的根源实际上在于“发展不均衡”——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城市自然而然地会出现大小和强弱的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城市注定要“吸干”小城市，而是只有当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实力差距过大的时候，才会出现恐怖的“虹吸效应”。

不过，江苏不怕。

江苏每个城市都有自己擅长的产业，最直观的表现就是，

江苏几乎每个城市，都能拿出一两个全国知名的品牌：徐州有徐工集团，无锡江阴有海澜之家，苏州常熟有波司登，常州有南车集团戚墅堰工厂，盐城有东风悦达起亚。

以常州为例，2020年，常州核心的武进、新北两区各自的GDP分别高达1742亿元和1631亿元，而剩下的金坛、天宁、钟楼、溧阳等区县的经济发展水平也较为均衡，普遍都在700亿人民币以上——

江苏一个区县的产值，甚至要高于很多省份的一个城市的产值。

类似的，在2019年的时候，扬州的GDP为了5850亿元，其中核心的江都、邗江、广陵三个区分别贡献了1091/1073/809亿元，周边的高邮、仪征、宝应及开发区则分别贡献了818/791/732/532亿元。

对江苏格局的新理解

当我们了解了江苏的实际情况之后，我们也就大概能理解所谓的“散装江苏”了。

套用知乎的一句名言：

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江苏真的“散装”吗？我看未必。

在很多其他的省份，省会城市和其他城市的关系更像是“家族制”——省会是带头大哥，其他的都是小老弟。并且，越是经济总量偏低的省份，越会出现这种现象。而江苏，更像是一种“合伙制”——虽然也会有“带头大哥”，但各地的水平都不差，江苏更像是一个“团队”而不是一个“家族”。

与其说“散装”的江苏，倒不如说是“去中心化”的江苏：江苏不仅没有在全省范围内形成一个“老大哥”式的单一中心城市，甚至每个城市也没有一个核心的城区或者郊县。同时，每个城市也都形成了自己专长的产业。

“中国工业百强县”的名单里，江苏占了四分之一，25个县城成功入围

——而江苏一共也只有52个县。其中，江阴、昆山、张家港、常熟四县位居前列。在江苏，有的“县城”拥有十余家上市公司，有的“县城”发展得堪比二线城市，还有的“县城”则隐藏着数十家中国五百强企业。

目前，江苏各个城市基本上都已经经营好了自己的“基本盘”，有了属于自己的支柱产业：徐州能制造一流的矿山机械和工程设备，连云港有中国最大的抗肿瘤药物研究和生产基地，盐城强于化工和汽车，扬州擅长石化工业，泰州则是“中国第一造船大市”——

2018年，泰州的船厂接了全球七分之一的造船订单。

尾声：江苏是怎么变强的。

1958年“人民公社”时期开始，江苏，尤其是苏南地区就开始兴办“社队企业”。这些社队企业普遍规模较小，主要任务是为农民供农具和农机。这个阶段尽管看上去还很弱小、很粗糙，但它为江苏打下了工业化的基础。

1978年，中国人民迎来了“改革开放”，社队企业得到了政策上的大力扶持，苏南地区的经济立刻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农村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也越来越好。在这个时期，华西村成了中国乡镇企业发展的典范。

“苏南模式”也创造了神话，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也对苏南模式赞誉有加，称它是“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

但好景不长，在1980年代末期，由于过度信贷，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一些波动。加上当时的人们思想仍旧保守，对于乡镇企业还有很大的偏见，因此，本来发展红火的乡镇企业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就降温了。

此时，江苏迎来了第一次“转型”：“苏南模式”的老路不好走了，需要找到一条新路。不过，未来是难以预料的，关于发展模式的抉择，从来都来得无比艰难——

选对了，就是繁荣富强；选错了，亿万资金就打了水漂，甚至还会连带数百万居民的生活。

江苏的“人和”就在此处体现了出来——1992年，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访问苏州，但因为时间紧迫，只安排了半天的时间。当时的苏州市长章新胜利用陪同李光耀从饭店到火车站的短短20多分钟的路程，用流利的英语和李光耀交谈，让李光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仅如此，章新胜还建议李光耀集中力量，在苏州投资发展一个新加坡式的工业城。

除了章新胜，当时的江苏省主要领导陈焕友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94年3月16日，江苏省级机关领导干部大会在南京召开。在会议上，江苏省将“苏州工业园区”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将“苏州工业园区”的建设视为江苏改革开放的头等大事、重中之重，为此可以动员全省可以动员的力量。

外商投资建设产业园的事情，在现在看上去司空见惯。但在那个思想还没有完全开放的时代，

有不少人甚至将这种事情理解为“殖民”。但江苏顶住了这些来自外部的压力，最终成功吸引到了新加坡的投资，苏州工业园区顺利建成。

从此之后，走上出口经济的苏州经济简直如虎添翼，1995年，苏州的GDP只有900多亿的GDP，2020年已经突破了2万亿——翻了20倍。

不仅仅是苏州的经济在高速发展，较为发达的“苏锡常”地区还带动了整个江苏的发展。以苏州为先导，江苏其他城市也积极地根据自己的优势来吸引外资：徐州就吸引了卡特彼勒、小松、利勃海尔等国际知名工程机械厂商的进驻。

▲ 徐工集团的各种先进装备

2020年，尽管有疫情的影响，但江苏利用外资的规模仍然是全国首位。

在一片繁荣之中，江苏的第二次“转型”悄然而至——2012年前后，苏州规模以上外资和港澳台资本企业的工业总产值高达18870亿元，占了全市的66%，利润937亿，占了全市的72%。苏州突然意识到了一个恐怖的问题：

苏州，似乎太依赖外资了，如果有天外资撤出，苏州是不是就被掏空了？

于是，江苏开始了第二次“转型”。之前占比重要的劳动密集和高污染的低端产业开始逐渐被抛弃，苏州开始发展高技术含量的先进制造企业。

最近几年，江苏省响应国家对于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要求，开始大规模地行产业集群的建设。国内不少知名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纷纷都在江苏建设自己的特色研究所，例如华中科技大学就在无锡专门设立了和机器人及智能装备有关的研究所，中国船舶重工集团也在江苏设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

目前，整个江苏一共规划了24个先进制造业集群。

从2010到现在的10年中，尽管江苏从事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人口总量在增加，但比重却在迅速下降，取而代之的则是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就业人口。

截止2020年，江苏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值和人口的比重已经远低于广东和浙江了。

江苏，完成了第二次转型。

江苏的发展的成功，是“天时、地利、人和”齐备的结果，但终究还是依靠“人”的因素。

在我看来，江苏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打破“路径依赖”的历史。

“路径依赖”这个术语，本来指的是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者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个路径，不论是好是坏，都有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

但幸运的是，江苏每一次都能成功地摆脱对原有路径的依赖，并选择全新的模式。从计划经济时期的社队企业到“苏南模式”，从“苏南模式”再到后来的“引进外资”，再到现在的高科技产业。江苏并没有坐守原来的路线，而是另辟蹊径，走好自己的路。

我想，敢于尝试，勇于突破创新的勇气，才是江苏制造崛起的“财富密码。”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星海情报局”，贝壳投研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