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人口问题的一些看法

编辑按：本文转载至微信公众号“满投财经”，飞鲸投研经授发布 。

自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以来，中国人口结构存在问题已经成为大多数国民的共识，相信大多数读者也都对“中国人口情况不容乐观”这一现状有所共鸣。但是具体到什么问题，有什么影响，也许很多朋友就没有那么清晰地理解了，可能会过度渲染这个事情的影响力，反之也有可能过于轻视这一情况。

实际上，人口老龄化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而言是有其必然性的，纵观当前世界上的各大发达国家，几乎都有着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只是有些国家相较中国更早进入老龄化而已。可以说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人口结构老龄化是很难回避的问题，而科技或者说医疗技术的进步，则是加深了这个趋势。

本文也只是笔者自己根据所得的数据给出的一些见解，旨在让各位读者在看完这篇文章后，能够对中国当前的人口情况，所面临的影响，以及更远处的变化等有一个了解，当然也会涉及行业相关的知识。个人观点中或有偏颇，或有错误，还望海涵。

劳动人口减少是本质问题

从本质上而言，人口问题的核心是一个国家的劳动力问题。就中国发展的情况来说，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在中国经济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尽管人均GDP并未追赶上发达国家，但是庞大的人口依旧支撑中国成为当前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人口的变化显露了一些趋势，而这些趋势最终会指向经济增长下滑乃至负增长的结果。

一个国家的劳动生产总值来取决于国家的劳动人口总数，粗略一点来说就是“开始工作的时间”和“退休的时间”。在我国，这个年龄段为15-64岁，低于或者超出这个年龄的人数很难作为劳动人口产出，并且会成为社会需要承担抚养的责任。截至2022年，我国劳动人口总数约为9.65亿，占总人口比例的68.3%。

减少劳动人口的原因可以大致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人口总数的减少，另一项则是劳动适龄人口的减少，而这也是我国人口目前面临的最严峻的两个问题，即老龄化和少子化。

少子化的冲击

2023年1月，在国务院举办的202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公布 2022年中国总人口达到了14亿1175万人，相比2021年，全国人口减少了85万人，为60年来首次人口负增长。从出生人口/死亡人口的趋势来看，死亡人口虽有上升，但整体趋势是维持平稳的。而出生人口则不然，2017年以来，中国出生人数呈现出的趋势是断崖式下跌的。

一般而言，衡量人口总体出生情况的指标分为两项，即毛出生率和总生育率，一般表现形式为每千人出生人数，和生育女性的平均生育子女数量，两项指标在衡量人口出生情况方面基本保持一致，在我国，更多的机构会选择使用总生育率作为人口出生情况的衡量。

我国人口总生育率自1970年以来下滑明显，其间虽然有全球总生育率下降的大背景，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同样带来了明显的影响。截至2021年，中国总人口出生率在50年间从6.1下降至1.16，在联合国236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四，在人口超过千万的国家中则仅高于韩国，总生育降幅大、水平低、少子化，出生人口不足的情况极为严峻。

若横向和世界主要国家相比，1.16的生育率虽排名末尾，但距离主要发达国家的数值也并未很远。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法国、美国、巴西、英国、德国和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79、1.66、1.64、1.56、1.53和1.3。然而中国当前所处阶段为发展中国家，相较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人均GDP水平与生育率水平并不匹配。

晚婚、晚育和社会环境

从总生育率的变量来看，影响出生率的变量可以分为两端，即结婚率和生育率。而这两项数据在近年来均处于快速下降的趋势中。

中国结婚率在1982年之后至2005年表现出波动中小幅下行，2005-2013年开始逐步上行，从6.3‰增长到了9.92‰，2013年之后，中国结婚率开始快速下降，2021 年粗结婚率下降至5.4‰。同时，中国离婚率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截至2020年，中国离婚率达到了3.1‰，较2002年的0.9‰上升明显。

结婚率下降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表现之一。随着更多的人口进入城镇生活，更多的生活压力和生活成本导致了适龄青年推迟结婚年龄或者选择不婚。从人口数据上来看，随着中国城镇化的进程，15-49岁的育龄女性下降。2011年中国育龄女性达到近些年的峰值 3.84 亿，此后逐渐下降，至2021年降至3.17亿，占总人口比重的22.46%

另一方面，育龄的延迟则与中国女性参与劳动有关，2021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达到61.61%。女性生育面临升职机会减少、就业歧视、收入不确定性增加，工作岗位被替代等风险，导致女性生育机会成本较高，降低了女性的生育意愿。近年来女性终身无孩率快速上升，从2015 年的6.1%上升至 2020 年接近10%。

晚婚、少婚的原因与人均教育水平的提升有关。从全球教育事业的角度来看，女性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在2021年达到了40.3%，高等教育的性别平衡比在2021年达到了1.1，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明显增加。客观上来说，女性的高等教育普及改善了人口质量，但同时也对人口生育率的降低起到了影响。

同时，相较于1990年前的中国，当前中国劳动人口的平均工作时长约为2170小时，在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国家中仅低于新加坡的2330小时。而在全球范围内，工作时长每增加100小时，总生育率就会下降约0.027%。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工作时长和生育率的关系并非线性或单纯的负相关。减少工作时长虽然可以阻止生育率的进一步下滑，但很难起到提振生育率的效果。

老龄化的背面

与生育率相对应的，是中国自2021年起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情况。一般而言，国际上把老龄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重的数额作为衡量社会是否老龄化的标准，一般阈值为60岁以上人口达到10%，或者是65岁以上的人口比重达到7%。

截至2021年，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达到18%，65岁以上人口达到13%。在全球90个人口超千万的国家中，中国老龄化程度排名在20位附近。

根据联合国预测，人口老龄化加速会在生育率跌破2之后的10年左右，而老龄化增速见顶则是在40年后，中国生育率跌破2是在1990年，因此预计中国老龄化增速登顶将在2030年附近。考虑到世界老龄人平均寿命的提升和中国一系列政策的执行，中国的老龄化增速顶部可能会比预测出现得更晚。

在建国初期，我国平均人口寿命预期为43.7岁，而截至2021年，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增长至78.1岁，大幅超出了72岁的世界平均水平，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其中男性期望寿命为75.3岁，而女性期望寿命为81.1岁。这是我国医疗体系和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取得的成果，但在现在以及未来，同样有可能是我国经济增速下滑乃至放缓的原因。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质量提升的一种代价，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医疗体系的完善使得晚婚晚育乃至不育成为常态。更低的生育率和更高的期望寿命，共同加深了高收入地区的老龄化程度，而高收入人口的流动使得高收入地区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地狱中收入地区，中收入地区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养老压力。

中国人口抚养比出现上升是经济下行的预兆。人口抚养比指的是劳动人口与非劳动人口的比重，如果绝对值小于50%，证明劳动人口数量整体上大于非劳动人口，能够产生剩余价值，是人口红利的体现。一般认为抚养比小于 50%时存在着人口红利，而中国人口抚养比自2010年的34.2%上升至2021年的46.3%，证明我国尚存一定的人口红利，但正在逐渐消退。

应对政策，以及产业展望

经济放缓预期的核心推断在于劳动人口的下降，随着中国劳动人口降低，中国在未来或将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同时，庞大的老龄人群体也会对退休工资、社会保障福利等工作产生重大的压力。而为了应对这一情况，中国在未来（其实现在已经在执行了）会采取延长退休，降低社会保障福利等方式来维持经济。

然而从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经验来看，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出现逆转的情况罕见，更多的则是适应，减缓人口数量的下降对经济增长会产生负面的影响。这些负面的影响需要更多的技术进步和资本投入来抵消，还需要产业的进一步转型，从劳动力密集向技术密集型转变。

以日本为例，日本人口在“少子化”阶段中经历了劳动人口达峰、人口总量的达峰，在宏观经济的影响上主要体现于公共投资和地产投资的回落，制造业和消费呈现结构性变化。

日本在人口达峰的生产端中，其高端制造业保持了扩张趋势，其工业机器人和半导体设备在全球范围优势凸显，汽车产业的出口逐渐超过内销。而在消费端中，银发经济（老年人经济）和单身经济的趋势放大，对应医疗护理、食品加工、宠物消费、便利店等销售额抬升明显。

在股票市场上，人口达峰后的日经指数呈现业绩驱动的慢牛，包括精密仪器、服务业、化工、机械等行业的标的表现亮眼，涨幅较高的个股主要集中在科技制造和消费两大领域，包括半导体设备、IT、机械、汽车以及消费中的制药和医疗保健。

长期视角来看，中国人口达峰的趋势是可以参考对应日本的历史的，包括降本增效的产业趋势，消费端的银发经济和单身经济，以及对应人口达峰的政策红利领域长期而言消费趋势将上向文娱、个护消费以及医疗保健等新消费赛道倾斜。

同时，为应对人口达峰，国内政策将持续在提高生育率、促进高质量就业等方向发力，受益行业如辅助生殖、养老机构等有望迎来投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