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潮涌,体育回归进行时

贝壳号 | 发布于2021-06-02

这本来是间200多平米的活动室,已经被大家默认为临时会议室了。桌椅摆放得整整齐齐,每个座位上都放着一瓶矿泉水,给开会的人提供方便。夸张的时候,这里会有好几拨人同时使用,想做到互不打扰几乎不可能,大家只能提高嗓门,努力把各自的事情讨论清楚。

这间“忙碌的”活动室,也只是昆仑中心里并不起眼的一间。

昆仑中心位于杭州富春路132号附近,从远处看,这栋写字楼和其他高档写字楼没有什么区别,只是门口树立的牌子在提醒着人们:这里是杭州亚运会的“总指挥部”。

杭州潮涌,体育回归进行时

 

“上班时间是9点到5点半,但几乎没有正常下班的时候,周末也会加班。”一位亚组委相关人士告诉懒熊体育说,“现在从杭州各个部门抽调了差不多400-500人。”

要把500人捏成一个团队是杭州亚组委需要解决的难题,但随着日期临近,这个团队的数字会几何式地增多,包括要联动志愿者、赞助商、转播方以及运动员等。而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了——

2022年9月10日至9月25日,第19届亚运会将在杭州举办。

懒熊体育通过多方联系亚组委表达调研请求,收到的回馈都是“需要领导亲自审批”。

杭州的谨慎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此之前,杭州并没有举办过类似的大型综合性赛事,尤其是两次申办全运会均未能成功,2009年输给辽宁至今还被很多从业者提起。

“只不过幸运之神还没有降临浙江。”时任浙江省体育局局长的李云林当时接受《钱江晚报》采访时这样说道,“但这不是终点,而是后奥运时代浙江体育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申办其它大型综合性、国际性、高水平的赛事。”

现在,杭州抓住了亚运这次机会,除了弥补未能举办全运会的遗憾,更主要的,他们想完这座城市的转型升级,更加国际化。而上一个类似的机会,正是2016年的G20峰会。

“原先杭州是一个很安静的老美男子,但现在是冲锋陷阵的感觉。”乐刻运动的创始人韩伟说道。乐刻的创始团队大部分来自阿里巴巴,如今已是杭州的明星企业。

“冲锋陷阵”在杭州的文化里并不缺乏,除了温婉的西湖,钱塘江大潮也是胜景之一——潮水会雷鸣般地涌入钱塘江,它所掀起的浪涛看上去就像是一道水墙,苏轼曾作“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

杭州亚运会的会徽就叫“潮涌”,钱塘江和钱江潮头是会徽的形象核心。

 

杭州潮涌,体育回归进行时

▲2022年杭州亚运会会徽“潮涌”,由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袁由敏设计。

“杭州因为有白娘子,我经常说(就是)缺少点刚硬。”浙江省体育局副局长李华对懒熊体育总结说,“整天在西湖边,杨柳依依,然后美女如云,看上去就是软的。”

按照李华的理解,杭州甚至是浙江发展体育产业,之前是西湖文化,现在则需要“钱塘江汹涌的潮头文化”。“你就要硬起来了,杭州要硬的,那就是亚运会刚好给我们提升杭州的(机会)。”李华说。

像李华一样,很多公司创始人都希望通过亚运会来完成公司的转型与升级。尤其在过去十年,随着阿里巴巴的不断疯狂发展,杭州这座城市的互联网与电商的符号更加明显,体育的符号就相对较弱。现在,局面有机会就此改变。

 一、一个现象:气质飘忽与体育被“忽略”

在懒熊体育这次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很多人都称自己为“新杭州人”,他们大都并不出生在杭州,但也已经在这里打拼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在这座包容的城市里,“新老”冲突并不明显,大家相安无事地生活着,哪怕每个人对城市的理解都不一样——效率、品质、新锐、速度、古城、文化、电商、创业氛围……都是受访者给出的杭州关键词。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这一代的杭州人》里写道:杭州的气质是飘忽不定的,大抵因为它从来不善于拒绝。

“它是一座属于新兴中产阶级的消费型城市,自然的美好风景与商业的繁荣天衣无缝地交融在一起,在这里,走近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只需费吹灰之力,它如湖面的荷萍,肤浅地漂浮在生活的表面,如同生活本身一样。”吴晓波这样描写道。

在“气质飘忽不定的杭州”,体育产业想要寻找到一片生存之地并不容易。

有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杭州方言是没有“体育”这个词的,相关含义被“锻炼”“运动”代替了。

你可以说“体育”对各地方言都是外来词,但在杭州还有更深一层原因,这两个字的杭州话发音格外别扭。

杭州以及浙江省体育局会把体育理解为“生活方式”,要把体育真正融入到人民的生活中去。杭州市的体育产业联合会叫“杭州休闲运动协会”,“休闲”排在“运动”之前,甚至餐饮企业“外婆家”也在这个协会中——这或许也是体育产业在杭州面临的一个发展现实。

“在杭州,体育被‘忽略’了。”

杭州孚德创始人李宏开玩笑说,这位1967年的创业老兵从外贸出口领域进入体育行业。在他位于萧山区的公司会议室的合影墙上,很多朋友都来自距离杭州约1200多公里以外的北京。在他的出差行程计划上,北京会是他经常逗留的地方——他公司参与的世界杯、欧洲杯、北京国安等重要授权合作的资源等都在这些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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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德生产的18年俄罗斯世界杯和19年法国女足世界杯的吉祥物。

也许在北京身上,李宏感受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城市体育文化。

跟李宏一样,体育教育公司的宏优体育创始人周佳琦也曾想过把总部搬到上海,这位1985年的CEO在经历早期疯狂发展以及去年的疫情后,反倒更加专注杭州这个市场了。他的合伙人1987年的赵寅,也都很认同专注篮球教育这个市场。

“说杭州体育产业是被忽略了,可能是因为它没有经历在北京的那种疯狂。”周佳琦感慨道:“去年疫情对公司个体可能是个打击,但对行业推进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

实际上,所谓的“忽略”,其实就是规模不够大、竞争不够激烈。

据浙江省体育产业联合会常务副秘书长吴珏介绍,浙江省的体育机构大都在几千万规模,制造业可能达到上亿,服务型企业做得比较好的多在两三千万左右。

但杭州跟全国各地的体育产业发展也都基本在同一个节奏。

据杭州市体育局、杭州市统计局联合发布的2018年数据(2020年4月27日对外):2018年杭州市体育产业增加值189亿元人民币,占全市GDP比重1.3%,同年全国体育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1%。

根据清华体育产业研究中心今年1月14日发布的《中国城市体育发展竞争力研究报告》,杭州市体育发展竞争力排名在第9位,虽然落后于北上广深以及重庆、西安、成都、武汉,但毕竟“全国十强”。

在这个情况下,游泳运动员转型创业的吴鹏很快在这里找到感觉。

1987年的吴鹏出生在杭州,也是杭州游泳的代表运动员之一。2015年开始创业,从自己熟悉的游泳培训入手,目前公司已有员工130多人,运营多家场馆。而且从吴鹏在饭局、商务谈判等场合发现,他已经很享受现在的创业者身份。

在创业考虑城市地点时,他的首选是杭州。作为运动员出身的他,他认为“如果说是(运动员)只训练不读书,也许是对于成绩提高有帮助,但是把运动员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培养,甚至他的退役的一系列后续的工作来说,一定是对他不利的。”

“我作为运动员来说,我不光是退役以后可以做教练,可以做行政,我也能做体育产业或者是创业是吧?”吴鹏对懒熊体育说,“用懒熊的话就是‘熬硬’,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员工。”

跟吴鹏一样,乐刻运动创始人韩伟最终也选择了杭州作为自己的大本营。之前作为济南人的他考虑过济南,但权衡再三还是选择了杭州。 

在韩伟看来乐刻的底层逻辑还是互联网。“在很多城市,你给他讲期权不知道咋回事,他会说,你多给我2000块钱吧。但在杭州别人就会直接问你能给多少期权?”

乐刻起步于杭州,最早的投资方也同样来自杭州的头头是道等,包括已经退出的一家连锁酒店的投资人也在这个领域。

至少,看上去很多公司在杭州如鱼得水,所谓的“忽略”,节能是只是相对于其他领域。毕竟互联网、数字经济的发展过于汹涌。

还有一个有趣的案例。

杭州有一家做电竞场馆的公司,去年遭遇疫情经营困难,老板将场馆改造,隔开一小个一小个房间,摇身一变成了电商直播间。

电竞产业和电商直播这两个“新”业态,以最出乎意料的方式相遇了。

二、一个特色:一家公司与一座城

说起杭州,阿里巴巴是绕不开的话题。在外人看来,阿里和杭州相互成全。杭州是阿里成长的沃土,这座城市的文化影响了这个公司的气质;而阿里已然成为杭州的名片,这个公司的前进和壮大影响了这座城市发展方向。

为什么扎根于杭州,马云在2015年跟雅虎创始人杨致远的对话中这样说道:“我创业那会儿诺基亚很棒,它的总部在芬兰一个小岛上,所以重要的不是你在哪里,而是你的心在哪里,你的眼光在哪里。北京喜欢国有企业,上海喜欢外资企业,在北京上海我们什么都不是,要是回杭州,我们就是当地的‘独生子女’。”

的确,诺基亚1865年成立于芬兰南部的城镇埃斯波(Espoo),这个只有不到30万人口的小城镇,见证了诺基亚从最早的伐木、造纸到最后的手机制造商。懒熊体育曾经到访过瑞士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小镇塞昂(Seon),这个不过几万人口的小镇,却诞生了拥有159年历史的户外品牌猛犸象。波司登来自于江苏一个县级市高邮,他们从高邮开始,走向全国甚至世界。安踏特步这些来自晋江的企业,那个叫陈埭的小镇也是他们最初的沃土。

“杭州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如果你想只去一个城市,但是却要发现中国的自然、人文、历史之美,和中国最强劲的经济脉搏与现代精神,那个唯一的城市就是杭州。”为了给2016年杭州举办G20峰会做宣传,马云这样说。

因为阿里的存在,杭州的体育产业自然也会跟这家公司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杭州马拉松的举办、亚运会的官方赞助商、很多场馆的运营方都来自阿里以及旗下的阿里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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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杭州马拉松,阿里体育首次使用可视化指挥系统。

放到更大的维度来说,在体育界,阿里也几乎渗透到了各个领域。2017年阿里以12年8亿美元成为国际奥委会Top级别赞助商;2018年支付宝成为欧足联国家队赛事为期8年的全球合作伙伴;天猫成为中超联赛官方高级合作伙伴;甚至集团董事局执行副主席蔡崇信也成了NBA篮网的老板。

在2020年10月的“天猫金桂冠”峰会,阿里集团CMO董本洪提到——我国超5亿体育人口中,有4亿人在天猫。

“阿里力图通过旗下子公司阿里体育改变中国体育产业。”2017年彭博社曾刊文这样说。

尽管阿里体育的发展与我们期待得有一些距离,但阿里体育参与杭州的体育产业涉及方方面面,甚至都是一些比较核心的场馆与赛事。毕竟,阿里与杭州是一对无法分割的组合。尤其是阿里的互联网技术。

“对浙江来说,数字经济就是我们的头号文件,每个企业可能都会去找寻数字经济的一些出路,包括一些政策的支持。”

吴珏告诉懒熊体育,“在杭州创业的话就得插上互联网的翅膀。”

吴珏已经在杭州待了十多年,她明显感受到了阿里到来之后,互联网经济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割裂性。“如果看互联网企业,他们的生活节奏不会慢于一线城市;但互联网之外,人们的生活时间还是比较自在可控的。”

除此之外,作为互联网时代的“黄埔军校”,阿里也为杭州市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仅仅在懒熊体育的调研里就发现,孚德的合伙人刘鹏、乐刻健身的创始人韩伟和苏璐,都来自阿里。而且

他们都潜移默化的继承了阿里人的特色——有活力、重逻辑、语速快、会“演讲”。

三、一个趋势:G20峰会与亚运会

在杭州随处可见的一个标语是“最多跑一次”,其中一用了阿拉伯数字,比其他几个字都要大一些,这是典型的“杭州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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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服务的标语随处可见。

杭州变化的契机,在很多人看来是2016年举办的G20峰会,那次峰会几乎囊括了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也给了杭州一次彻底国际化的机会。从基础设施、市容市貌、场馆建设等都让人看到了杭州在变化。

乐刻运动创始人韩伟在杭州超过10年了,他是杭州变化的见证者。作为山东人,韩伟刚来杭州的时候对饮食、沟通文化等都不太适应。 

“现在就慢慢习惯,尽管饮食还没有习惯,但是工作习惯反而是更适应杭州了。”韩伟对懒熊体育说:“有时候我到北京,如果吃饭听大家在聊着很大的事情,然后说要做一个什么庞大计划了,反而是有点不适应了,因为杭州相对比较务实。” 

韩伟很清楚记得,14年前他刚来杭州时,杭州在他看来是“小而美、人过得很悠闲、都是茶馆”,也没有地铁(杭州2012年通了地铁)。“阿里也是一个创业公司,在一座创业大厦破楼里。”韩伟说道。 

G20峰会举办的那一年,也是韩伟创业的第二年,他的合伙人苏璐都认同G20是杭州转折点。 

苏璐同样来自阿里,这个曾经典型的互联网人现在已经变身体育达人。“我从一个以前跑800米是要吐的人,到现在每天锻炼,然后而且我对运动其实是扩展性很边界会越来越大,我觉得任何一项运动都是非常好的。”苏璐说,即使在春节期间她还报名了7天去内蒙古滑雪培训项目。

杭州的城市改变深入到具体的每个人,G20峰会对这座城市最大的影响力还是更国际化。

2016年,杭州发布了《关于全面提升杭州城市国际化水平的若干意见》,而2017年发的“十三五”规划更是把国际化确定为杭州的首位战略。在这个背景下,杭州2022年的亚运会举办似乎是水到渠成了。

“因为亚运会的契机,倒逼杭州市政府要创造氛围,更加重视体育,重视运动。倾力打造世界赛事之城。”浙江省体育局副局长李华对懒熊体育说。

显然,一次亚运会的举办,除了对经济、国际化等带来的变化,更主要是留下高质量的人才。在这方面杭州已经在行动。近年来杭州市一直在落实人才引进政策,全日制大专以上即可落户杭州,此外,中级职称、高级职称也可以落户杭州。根据人社局2021年最新规则,应届毕业生在杭州工作,分别发放本科1万元、硕士3万元、博士5万元补贴。

“杭州的人才政策不错。”彩虹鱼康复医院行政总监阴聪聪说:“我老家是东北的,但是我留学回来之后就一直没有回去过,先在北京一家500强企业工作,然后就被杭州彩虹鱼康复的项目和人才政策吸引来了杭州。”

年轻人在北京与上海的高房价、高压力之下不得不放弃,而杭州、成都、合肥这些都会是新选择。

“杭州在这5年到10年应该是全国发展最快的城市。因为一些加持,因为G20峰会与亚运会的一些加持,包括阿里的整个影响。”对于变化,杭州人吴鹏这样说。

不过,虽然机会很多,但这里的竞争丝毫不比北京、上海弱。虹泰宠物医院老板宋玲艳属于体育行业外人士,她就关注到亚运会的举办以及身边朋友都在跑步打卡,但她更关注的是一些体育公司的产品。她就提到一个细节,她的儿子曾去体验过一家体育公司的产品,但整体感觉下来服务意识与产品细节问题还很多,她提到杭州人对产品的品质要求很高。

“杭州是看上去创业容易,但对产品与品质要求更高。你可以说杭州人吹毛求疵,但当地确实需要提供相对高的服务质量(才能有机会)。”宋玲艳说。

当然,问题还有很多。但随着亚运会的召开,“倒逼”会成为很多人、很多公司出现的高频词汇。因为对他们来说,亚运会是难得一次彻底改变的机会,他们都想抓住这个良机。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赞助商表示,亚运会对公司的外宣和内宣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外宣暂且不论,就内宣来说,公司内部上下都以服务亚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员工也更有干劲儿。

但是他也提到了权益激活的问题。

即将到来的国际体育大年对品牌而言有利有弊,品牌必须提前行动,抓住营销窗口期,否则赞助赛事一过,下一个大周期又有新的大赛抢占观众注意力,赞助商如果不做出一些声量,很快就会被淹没。

而在李华看来,亚运会更是彻底改变杭州文化的一次机会。“我女儿从英国回来,她就去打壁球,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运动,只是听她说这个很时尚,如果时尚的东西我们不国际化,怎么去跟别人交流?”浙江省体育局副局长李华说,他现在看棒球运动也是,除了可以带来商业方面的好处更主要体育可以达到国际化的目的。

李华认为,年轻人聚集在城市,更需要运动、社交,通过运动来感受外界世界的变化与美好——体育只有生活化才能发挥其最大作用。只有生活化,体育才能迎来大发展。

“让亚运会成为我们城市的转型升级服务。拿出大潮翻涌的气势,和勇立潮头的气魄。”李华对懒熊体育。

编者按:本文转载至微信公众号懒熊体育,贝壳投研经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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